广东挨着香港和澳门,好多家庭在那里有亲戚。外头是怎么回事,广东人心里有数。所以,从年代开始,一旦这头情况太糟,广东人就往那边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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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难以想象的经历》
文/袁征(一)
翟格用自行车载着妹妹,拼命蹬。他气喘吁吁,汗水流进眼睛,也顾不上擦,只想着赶快把父亲抢出来。
他父亲的名字跟他的相像,或者说,他父亲给他起的名字跟自己的相像,叫翟克。翟克年从中山大学毕业,留在学校当助教,出过厚厚一本《中国农村问题之研究》,后来成为农业经济系教授、系主任。
年,政府学着苏联的样子,搞院系调整,把翟克弄到湖南大学,接着又弄去中央财经学院、山西大学。年,广州办中南林学院,又把他请回来。
林学院在白云山边上,当时是广州的远郊。
夜深了,路上一个人都没有。天气闷热,翟格骑了四五十分钟车,衬衫让汗水湿透了,贴在身上。远远望到林学院的大门,他的心砰砰乱跳。
“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省里定一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翟克榜上有名。
这场运动里,中南林学院的学生特别冲,在广州家喻户晓。那天下午,翟教授被揪到市中心的永汉路和大南路游街。当时正是盛夏,他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脖子上挂着重重的木牌,顶着毒辣的太阳,让年轻人又踢又打。
翟格兄妹没法忍受。父亲五十九了,这样下去,不死也残。
晚上,他们耐着性子,等到十一点半,就推出自行车,像两只疯狂的小兽,冲向林学院。
(二)
当时还没有打派仗,学生们不觉得有威胁。教学大楼居然没有人站岗。
翟格叫妹妹在门口把风,自己轻手轻脚摸到楼上。他顺着走廊找。课早就不上了,多数教室都是空的,桌子板凳扔得乱七八糟。接着他看到一些教室里住着学生。那些年轻人折腾了一天,个个睡得呼呼响。后面是关押“牛鬼蛇神”的屋子。
翟格走进去。并在一起的桌子上躺着五六个人。这些挨整的教授和学校官员心事重重,都睡不着,用惊惶的眼睛望着他。其实教室没上锁,学生看得不很严,他们大可以逃跑。多年的高压使挨整的人不但失去了反抗的胆量,甚至失去了逃生的本能。
翟格找到爸爸。他把一只手指按在嘴唇上,示意别作声,另一只手把父亲扶起来。
俩人小心翼翼地往外走。出了大楼,翟格让妹妹坐在自行车的前杠,父亲坐在后架。他跨上车座,左脚在地上撑了几下,就拼命蹬起来。
校园里空荡荡,他们没碰到一个人。
回头这一程,翟格觉得累了。但他不敢放松。三个人一辆自行车,很显眼,而且很容易被追上。他用尽所有力气,心里不断对自己喊:“快,快,快!”
整件事顺利得让人难以置信。
翟格将爸爸藏在一个老同学家里,后来又转移过两次。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躲避只能一时。到当局着手恢复秩序的时候,翟克教授自己回林学院投案,随即被赶到农村干校,留住了一条老命。
(三)
翟格年高中毕业,进广东文史馆老学人办的夜学院,在英语专业读书。过了两年,广州文史夜学院办不下去,解散了。翟格先在街道服务社干杂活,然后到广州氧化铁厂当合同工。
“文化革命”在学校闹起来以后,工厂受影响。工人跟着学生分成两派。
翟格的老爸是“反动学术权威”。工作组领导的革命派打压翟格,所以他成了对立的造反派,还当上小头目。两派傻乎乎地斗来斗去,发动“革命”的人渔翁得利,搞掉对手,接着着手稳定自己的统治。
年底,工厂里掌权的将翟格当反动分子抓起来,开大会小会批斗。这回轮到他挨拳打脚踢了。关了两三个月,他被放出来。
后来党政机关和工商企业不断“清理阶级队伍”,年秋天,工厂要把翟格踢回梅县老家。
梅县在广东的东北部。翟格要求去东南部的惠阳。他说女朋友在马安公社,要跟她在一起。领导想,反正是下乡,惠阳就惠阳吧,给他的报告盖了章。
那时候的宣传说,国外人民都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盼望咱们去解放。广东挨着香港和澳门,好多家庭在那里有亲戚。外头是怎么回事,广东人心里有数。所以,从五十年代开始,一旦这头情况太糟,广东人就往那边跑。
政治运动闹得乱哄哄。从年开始,偷渡香港的人明显增加。“督卒”成了广州话里的流行讲法。这是借象棋里卒子过河,比喻游泳去香港。
经过“文革”头几年的狂热和变故,翟格心里已经一清二楚:这样下去绝对没有希望。他不肯北上,闹着要南下,就因为惠阳靠近香港。
当时许多满怀失望的广州青年都在谈论“督卒”偷渡,互称“卒友”。还有人翻印了边界一带的地图。离开广州之前,翟格经常上茶馆听人讲“督卒”的门道,花两块钱买了张号称是日本鬼子留下的军用地图,上面画着边境一带的山岭、河溪和主要道路。
(四)
把青年学生赶到农村,一年累到头,还养不活自己,要城里的父母补贴,这是很荒唐的做法。马安公社的知识青年,一百个里有九十八个准备逃港,常年下地干活的,顶多只有一两位。
翟格到惠东,大部分时间是跟女朋友爬山游泳。“卒友”们管这叫“操兵”。不久,一对广州来的兄弟也跟他们一块练。
大清早,四个人一出村子,就扯开嗓门唱:“愉快定眼望远方,碧水茫茫。一片轻波没风浪,楼宇密佈在四方。HongKong,HongKong,真美丽,心向往!”
当时每个广东知青都会唱好多这样的歌。香港绝对没有歌词讲的那么好。但在艰难的日子里,那些歌曲给年轻人一点幻想,使他们不至于完全绝望。
但“操兵”是准备拼死逃命,不是闹着玩。到傍晚,翟格他们从急流游到岸边,或者从悬崖回到山下,几乎没有力气走回村子。
有时狂风暴雨,打得眼睛睁不开,四个人会在河里一起唱:“做知青,哪里有希望,就要奋起奔前方……做知青,要努力,学游泳!遥望世界那一边,灯火撩人乱……曙光迟早会出现,青山背后,跨过浪头K城见!”
密集的雨水直接把歌声冲进河里,周围没有半点回响。但他们不肯停下来。闪电刺眼,雷声震耳,他们还在拼命唱。
年7月,他们“起锚”了。
(五)
那天大家去赶集,在粤语里叫“趁墟”,熙熙攘攘,上路不容易被发现。
四个知青用自行车把他们载到虾沖。他们给每个帮忙的朋友十五块钱,另外约定,如果跑成了,自行车就送给那些弟兄。当时自行车跟现在的汽车差不多值钱。
虾沖已经挺靠边界,再走四天就能下海。他们当然不能在公路上大摇大摆,一下自行车就钻进山林。操了接近一年兵,爬山不算大事。但晚上很黑,攀山崖,下陡坡,穿过树丛竹林,比白天艰难得多。
第二天半夜,他们被一大片稠密的灌木包围了,小树的枝桠纵横交错,混乱的野藤纠缠不清。翟格的女友按着手电筒,四个人挣扎了很久才杀出重围。
他们站在那里喘气,然后往前走,过了没多久,突然之间,几道强光把他们的眼睛照得什么都看不见,七八个民兵大吼:“站住!”
翟格女朋友的手电筒把他们出卖了。
民兵是有枪的,四个可怜虫立在那里不敢动。
(六)
他们被押到惠阳收容站。
那时知青没有别的路可走,“督卒”偷渡的特别多。翟格他们被塞进一间大屋子,一百多平方,竟然关了两百多号人。大家缩着腿坐在水泥地上,白天晚上都一样,根本没地方躺下睡觉。
每天早上放一次风。“卒友”们老是缩成一团,几乎连路都不会走。整个收容站有五六个那样的大房,恐怕关了上千人。
最要命的是肚子问题。一天吃两顿,每餐只有二两米饭。“卒友”个个十几二十几岁,正是最能吃的年纪,全都饿得眼珠子发绿。
一天下午,房门咔哒咔哒地开了锁,收容站的人在那里喊:“死人了。谁去抬,多开一餐饭。”
全屋人都举起手,个个争着去抬死尸。翟格和另外几个不但举手,还蹦地站起来,所以他被选上了。
三个民兵手执步枪盯着。两个“卒友”将硬梆梆的尸体搬上担架,扛到收容站后头的山坡,刨个坑埋掉,回头多吃了二两米饭。
大屋里每天念语录。那是应付差事,根本不入脑。最实际的是“卒友”们交流经验,一块分析失败的教训。
进一回收容站胜过学一轮补习班。
翟格现在已经年过七十,他说,那些古古怪怪的经历要是不记下来,以后就不会有人知道了。
(七)
关收容站不是蹲大狱,没有期限。一个地方偷渡的“卒友”凑够人数,就成批送走。
翟格他们关了七八天,马安有十几个“卒友”落网。于是收容站叫公社武装部来领人。回马安的路上,翟格对女朋友说:“咱们还算走运。如果不是旺季,或者一个地方的卒友不踊跃,关进收容站的家伙就在那里瘪了。”
公社干部把他们弄回去,臭骂了几句,就让他们自己回生产队。逃港的知青太多,公社的官员早就麻木了。
败兵们垂头丧气地往外走,刚到公社大楼门口,一大帮新老“卒友”迎上来,把他们吓了一跳。原来各大队的知青听到风声,早就在这里等着迎接。大家都知道,从收容站放出来的全是饿鬼。没有“起锚”的卒友已经凑好钱,带他们去饭店补一补。四辆自行车也骑来了,物归原主。
于是难兄难弟们互道珍重,跟着自己大队的知青直奔镇上的小饭馆。
翟格原来体重一百二十多,路过一个粮店,站上摆在门口的磅秤,足足短了二十斤。
在饭店,他们四个怎么吃都觉得不饱。一位卒友讲,听说饿久了不要吃得太猛,会水肿。
翟格没在意,心里想,吃不饱才水肿呢。年以后经济困难见多了。
谁知他大吃了两天,身上真的肿起来,用手指一摁,窝下去就弹不回来。
(八)
被逮着一次不算事,逃了七八回的大有人在。
翟格他们觉得自己火候不够,更加拼命“操兵”。寒冬腊月,四个人在河里冻得直打哆嗦;三伏盛夏,他们身上的皮蜕了一层又一层。
这样的劳累几乎不值一提,不知多少卒友摔下悬崖,或者让民兵开枪打中,被边防军的狼狗咬伤,叫海里的鲨鱼咬死,被大浪吞没。但“督卒”逃跑的知青越来越多,当局对卒友越堵越严。
年,拦截偷渡的防线在澳头,第二年向北推到永湖。警察还在广州的车站和码头抓人,看见可疑的青年就搜,找到下海游泳的东西,就把人送进收容站。
于是,靠近边界的知青又多了一桩差事:帮路途远的卒友准备物资,省得他们一上路就被逮住,出师未成关局子。帮人准备偷渡物资在粤语里叫“扔堆”,大概是帮人扎堆逃跑的意思。
装备是标准的:一个铝制的绿水壶、一双帆布解放鞋、一个帆布背包,里头是够吃十多天的花生油炒面粉。价钱也统一:三十块一份。帮忙的赚一些差价,留着自己上路用。
需要“扔堆”的卒友将鞋码和数量之类要求托人带过来。翟格那边的知青到县城去买水壶、军鞋和帆布包。粮店里的面粉和花生油要凭粮票和油票。知青跟农民一样,是农村户口,收成后分实物,没有粮油票。翟格他们只能到自由市场买高价面粉和食油,回住处用小火慢慢炒。弄得了,搁到路边相熟的农民家里,让订货的家伙自己去取。
农民同情知青,一般都肯帮忙。
(九)
经过一年的准备,翟格和三个朋友再次“起锚”。
因为当局加强了拦截,这回不能再用自行车,全程都靠两条腿。
又是赶集的日子,他们在镇上吃过晚饭,就趁黑上路。
准确地说,不是上路,而是上山。在公路上走不了多远就会被逮住。这次他们不敢用手电,山上的大树经常挡住所有的亮光,几步之外啥都看不见。几个家伙磕磕碰碰,狼狈不堪。
第四天夜里,他们决定停下来休息,等天亮再走。
一觉醒来,他们就迈开双腿。路过一个小水潭,四个人洗了把脸,但没有吃东西。积水没有流水干净,路上生病麻烦就大了。谁知走了一个多钟头还没有碰到河溪,肚子饿得咕咕叫,他们只好蹲在一个小水洼的边上吞炒面粉。
到下午五点多,他们已经很累很累,拖着两条沉重的腿向前挪。突然,六个民兵从两边窜出来,用步枪对准那些不幸的家伙。夜里打手电容易被看到,白天翻山也容易被看到。五天的苦全白吃了。
这次他们走得远一点,到了保安,先被关进那里的收容站,几天后转到樟木头收容站。那是落网卒友一大集散地,可怜的败兵们从这个站分拨回各市县。
(十)
象棋里的卒子过了河就不能回头。几乎没有任何卒友被抓住两次就收心养性,洗手不干。
翟格他们又操了一年兵,然后第三次“起锚”。
这次,他们下了死决心:白天绝不上路,夜里绝不用手电。四个人昼伏夜行。7月中下旬,天气很热,白天在山里打盹,蚊子叮,虫子咬,个个身上一块块红肿,又痒又疼,没有睡过一个好觉。晚上翻山越岭,不开手电,不走公路,跌跌撞撞,荆棘勾挂,人人脸上和手臂都是刮痕,脚底的水泡变成血泡。
四个人咬紧牙关,按指南针确定的方向往前走,遇到山就爬,碰到河就趟,一晚大概只能走地图上三公里的直线距离。但没有一个人后悔,没有一个人抱怨。
走了八个夜晚,到清晨,他们攀上一个山顶,突然眼前一亮:大鹏湾!
在悬崖上,可以轻轻楚楚地看到香港的东坪洲岛。他们千百次在地图上指点这个地方,眼前的小岛跟他们想象的一模一样。
大家都说望山跑死马,其实望海也跑死马。翟格他们又跋涉了三个晚上,才到海边最后一座山。
那时已经接近拂晓。卒友们都知道,下了海还要游好几个钟头,必须在天亮之前到达香港。不然大白天浮在水面,非让巡逻艇逮住不可。四个家伙在山上躲起来。
第十二天晚上,他们在山上熬到半夜,猜想巡逻的也该打瞌睡了,才背起东西下山。谁知他们低估了距离,走了好久还不到海边,再迟时间就不够了。
还好,三个多钟头以后,他们到了大鹏湾。
不少“督卒”偷渡都是到最后一步失败的。四个人不敢大意,蹲在树丛里看了好一会。翟格对身边的患难伙伴说:“记住,到了沙滩,如果有人喊‘站住’,一定要停下来。”
在路途上,边防军和民兵一般不会开枪打死人。但卒友到了海边,就被认为是确定无疑的“叛国投敌”,喝令“站住”还不停,那就开枪往死里打。
四个人快快穿过海边的“国防公路”,提心吊胆地踏上沙滩。
月光明亮,开阔的海滩万物尽现,一览无遗。这对偷偷开溜的人绝不是好事。翟格他们的心砰砰乱跳。三男一女卯足了劲,拼命冲到海边,居然嘛事都没有。
(十一)
原来四个人约好一起游,决不分开,要活一起活,要死一块死,下海之后发现不可能。浪潮很快就将他们冲开了,谁也看不见谁。
翟格一个人在望不到边的大海里艰难地爬行。
大概游了半小时,一条船直接朝他冲过来,白惨惨的探照灯光像长剑在海面上来回挥舞。
那时篮球是牛皮做的。翟格把它割开,掏出里头的橡胶内胆,在海里用绳子拖在身后,准备有抽筋之类意外,就作为依靠。看到边防军的巡逻艇,他连忙解开橡皮筋,把球胆的气放掉,整个人沉到水下。
冰冷的探照灯光把他头顶和周围的海水射得透亮。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翟格在水里憋着气,一点也不动。接近三年,他不知已经练过多少次。灯光移开,马达的隆隆声越来越小。他浮出水面,急忙张口喘气,一个大浪劈头打来,嘴巴和鼻子呛满又咸又苦的海水。
游了四个多钟头,他到了东坪洲岛。当手指碰到岸边的礁石,翟格长长吐了一口气。当时只要踏上香港的土地,就能成为那里的居民。他爬到岸上,四处张望,很快就找到教堂高高的尖顶。翟格早就摸清了岛上的情况:教堂边上有个“差馆”,也就是警察局。警察会帮助偷渡过来的人。
警察挺热情。翟格在“差馆”等着。半个钟头之内,另外三个伙伴都到了,一个不缺。
警察用快艇把他们送到九龙警署。天亮不久,慈善组织的人就来了,问需要什么帮助,要不要找工作。
(资料图:年代,逃港难民集中居住的贫民窟)
(十二)
翟格在香港的第一份差事是电器推销员,走街串巷劝人买卡式录音机之类货物,后来升到电器行的经理,收入挺好。但他不是安分的人,总有冒险的冲动。年,到港十载,他辞掉经理职务,用自己的积蓄开了一家公司。
香港没有官办企业与民争利,经济发展比较自由。翟格的生意越做越大。
他说,从五十年代开始,“督卒”逃港从来没断过。但过去跑过来的,多数没什么文化。“文革”时期溜进来的知青受过比较像样的教育,有本事,对香港的发展贡献很大。
这话大概有八分实情,两分自夸。
年,翟格开始给自己在广州念书的中学捐献,后来以他父亲的名义,设立“翟克教授奖学金”,到现在已经奖励了一百七十多学生。
(注:本文依据采访翟格先生的记录,校对其中歌词时参考了陈协光先生《记忆中的歌》,一并致谢!)
关于作者
袁征,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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