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怀念重庆政法大学法84级3班寝室的学友及川外84级德语法语系的妹妹们
重庆的政法大学，与四川外语学院仅一墙之隔。政法学院男多女少，比如刑事侦察系有多男生，却只有6个女生，在大操场跑队列，队伍尾巴上粘着几颗珍贵的脂粉，怎么看都觉得于心不忍；而四川外语学院则女多男少，满学院莺歌艳舞红袖飘摇，简直象女儿国集体大游行，晃得人们的心花呀花的，连70岁的老教授都觉得第二春的鲜花在遍地乱怒放。
两个学院资源互补，所以那薄薄的隔墙总会莫名其妙地豁出大洞。早晨，一帮政法学院的棒小伙子穿着短裤背心，川流不息地从洞里钻过去，围着外语学院的花园跑来跑去，脸皮厚的还要在小路上呲牙咧嘴地打一套擒拿拳，然后在哇啦哇啦说外语的妹妹目光下，器宇轩昂地摇回去。傍晚，花枝招展满面春风的女孩子们，又三三两两地从大洞那边钻过来，晃晃荡荡地散进四栋男生宿舍无影无踪了。所以那大洞简直就成了我们的情感源泉，两个学院的保卫处修补过无数次，总是以失败而告终。最后学院领导大概想起了大禹治水的故事，就干脆把洞抹成了一扇门的模样。从此后，政法男生与川外女生的就更加理直气壮地来来往往了。
勤工俭学之风刮进大学校园后，大洞的两边摆出了无数个书摊、日杂小摊，同学们个个都摇身成了个体户，围在情感源泉的大洞周围拼命叫卖。我们隔壁寝室的学友弄了些桌子板凳，找些杯杯碗碗，拿红布蒙了路灯，拎着水壶开始卖极品南山咖啡，钱没赚到几个，倒引来一大批漂亮妹妹往返其间，最后卖咖啡的学友们居然人人挽着一个绝代美眉招摇过市，把哥几个羡慕得倒吞憨口水。寝室几个一商议，咱又不缺胳膊少腿，他们能勤工，我们为什么不能助学？纵观了校园局势，卖书卖咖啡的雅生意已被他们垄断，其他更雅的生意本钱又太大，想来想去，我们几个川耗子不由而同地想到了四川的小吃凉粉。这个东西原料好找，门外的大街上就有得卖，我们只用把它切成块，浇上酱油醋什么的，价钱就可以上扬好几个百分点。于是一人凑了10元钱，添置起家当后，当天开张就赚了42元钱，要知道，我们前后只卖了半个小时啊！学友们激动了，算了一笔帐，结论是，照这个致富速度，四年大学毕业后，我们每个人可以顶着万元户的头衔去新单位报到。头脑一热，就大量上新项目，第二天又增添了凉面、稀饭，美其名曰唐人小吃，那是嫉妒对面火爆的“佛罗伦萨咖啡”地摊打出的民族品牌。可没想到第二天销售收入就急剧下降，卖回来的钱还不够支出原料，剩了一大堆白森森的凉粉凉面与我们一起在宿舍的床前慢慢变老。
第三天销售指数仍在下降，我们的主要客户——老乡们，都宁愿绕大圈子去，也不经过那洞，好不容易抓到一个铁哥们，我还没有开口，他就痛苦地嚷起来：老鱼，放了我吧！我对凉粉过敏，吃了就浑身哆嗦！这样好吗，我当托，给你们介绍几个喜欢吃凉粉的川外女孩子来，将功补过！
那感情好，当即我就奖励了他一大碗凉粉，并格外地多放了两勺子红油。
他给我们介绍的那个女生寝室里，有一个女老乡，很快与我们成了友好寝室，就象现在城市之间建立的友好关系一样，我们每周都要在一起举行活动。凉粉是不会再卖了，因为我们一闻到那气味，全部都不由自主打嗝，就象生了职业病。虽然首次生意亏了，我们却得了一套锅碗瓢盆，这在酷爱野炊的学生们来说简直是上帝赐于的恩惠。基本上每个星期天，我们两个寝室的六男六女，就邀邀约约地买好饺子皮，弄好肉馅，再带上各色小吃，爬到校园后面的歌乐山上把酒临风欢歌笑语。友好寝室的女孩子学的是德语与法语，她们时不时对着歌乐山的清风弹出一串优美的小弹舌，引得我们至今对德国和法国还憧憬不已，认为那是除中文以外最好听的语言。她们六姐妹按照年龄大小喊大姐、二姐，我们就偷偷按照喜好把自己封成大姐夫、二姐夫。她们之中三姐最漂亮，因此我们这里就有三个三姐夫互相不认可对方，而空出其他几个姐夫没人到位。
歌乐山的草特别绿，空气特别新鲜，人就很容易在那样的环境下唱歌。那时正流行刘文正的《一条路》，我至今还清楚的记得那歌词：
一条路，（歌词自行脑补）
十二只喉咙对着当年蒋委员长的避暑别墅乱吼，吼着吼着，三姐就流下泪来，引得几个三姐夫心疼不已，谁也弄不明白，在那样美的绿水清山之间，还有什么值得伤心的事。
不久，三姐就带了一个重庆大学的男孩子加入到我们的野炊行列，那男孩子高高瘦瘦，弹得一手好吉他，坐在草地上，丁丁冬冬地弹唱了一首歌：
告别了故乡，（歌词自行脑补）
这一唱，却把六个姐妹都唱哭了，思乡的愁绪，很久很久都在我们心里盘旋回荡。我们几个认识到，能够俘获三姐的武器，原来就是那把丁丁冬冬的吉他。
于是咬着牙发誓也要买回一把吉他，在清风明月下唱乱妹妹的心。可当时吉他也算是奢侈品了，买把吉他再进学习班学会，基本上要元，这在当时一个月只需要四十元生活费的八五年，是一大笔支出。但再难的事也难不到我们泡妹妹的决心，三姐的流失对我们打击太大了，哥几个一商量，卖凉粉赚不到钱，我们就不能卖血吗？
卖血！这两个字显得多么悲壮，多么崇高，又多么无奈，把寝室的其他学友感动得唏嘘不已。感动之后，便犹如送别中国队出征世界杯一样，罄其所有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送晚宴，我与另一个准备卖血的学友，一边风卷残云着大家精心准备的美食，一边自豪地拍着身体安慰大家：看咱们的国防身体，不抽点血出来身上还痒得慌呢。川外友好寝室的妹妹们听说了我们的壮举，第二天也举办了一个豪华的欢送午宴，专门请我们去吃了一顿比较昂贵的火锅，还特意要求我俩吃下两大海碗猪血。第三天，我们两个要卖血的，又自己安慰自己了一顿营养伙食，第四天，再也找不到不去的理由了，就倾家荡产地买来巧克力、鲜牛奶、人参蜂王浆什么的，一边走一边吃，医院，找到献血地点，打着饱嗝要求卖血。医生看了我们的学生证后说，献血要先验血，半个月后再来看可以不可以献血。
当晚我们回来很没面子，胳膊上都锥了个小孔，却没有弄回来一分钱，相反倒把自己不多的积蓄都用光。自尊心一过去，就写信向父母要钱，老妈听说我们竟然穷得要去卖血，急得老泪涟涟，很快寄来了买吉他的费用，于是，我现在的衣柜顶上就多了一个蒙着灰尘的百花牌吉他。
可在当时，除了吃饭睡觉上课，吉他是不会离开我们半步的，平常的夜晚，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围墙大洞原来卖凉粉的地方，就会有几个得意的男生，瞅着从墙洞那边过来的女孩子唱：
你到我身边，（歌词自行脑补）
那个“呕”字，会拖得很长很长，直把女孩子长长的身影拖进远处的黑暗里。
到了星期天，美丽的歌乐山上，十多个男女声音，合着疯狂的扫弦，竭嘶底里高吼：
我曾经问个不休（歌词自行脑补）
渐渐地，合唱的声音越来越少，有的女孩子离开了，与别的男孩子唱“垄上行”去了，有的男孩子跑到另外的女生宿舍唱“酒干倘卖无”去了，也有两个自己找块清净地方，对唱“请跟我来”去了，最后，诺大的歌乐山就只剩下我一个孤零零地唱着：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歌词自行脑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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