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
摘要：在争夺君权中因彼此猜疑产生的连锁反应，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里通行着一种恐怕在动物界算得上最残忍的法则：你不杀掉对方，你就不能自保，你要生存，就必须剥夺对手的生命权，除此之外任何对敌人的惩罚手段都不能根除后患。
人类历史上，凡以个人独裁为主要历史特征的专制政权，其最高权力的合法继承范围是非常狭小的，至少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人类各个文明阶段的君主专制体制中的君权继承，大部分情况是在君主的血缘关系内或直系亲属中进行的。而构成对君主手中权力最大、最直接、最危险、最致命的威胁的，恰恰是来自君权合法继承范围内的觊觎和挑战。君主的个人权力越集中，君权血缘继承制度越牢固、越长久，其继承的合法范围越小，越狭窄，这种在合法继承范围内的争权斗争和骨肉相残就越酷烈、越残忍、越野蛮、越血腥。当然，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封建王朝中，如果历代帝王中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具有出色的政治才能，能够驾驭统治集团内部各派政治利益和政治力量，加上中国君主权力世袭制度具有广泛的社会宗法关系基础和伦理道德基础，因而具有独特的稳定性，那么，在这样的王朝中，皇位的传承也就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皇室内部直接的至亲争权和手足相残也就能被降到最低点。如西汉，除了外戚、权臣搅局外，皇位在刘氏血缘关系中的传承基本顺利，直接的手足相残并不多见。汉武帝晚年一时昏聩，疑神疑鬼，终于酿出“巫蛊之祸”，杀了一大批皇亲国戚和权臣显贵。直到太子被诬，被逼造反，汉武帝严加镇压，太子兵败自杀。这个父子相残案例具有偶然性，在西汉王朝属于特殊的个案。况且汉武帝尚能知错改过，最终为太子平了反。
但是，皇位继承中的这第一圈漪涟是绝对不能小看的。在中国皇权专制王朝中，皇位往往只能在屈指可数的几个或十几个合法继承人中传承，但怎样传，传给谁，尽管有现成的祖制可循，但其实远不是那么一回事。其中由被继承者的意志决定由谁继承虽然也屡见不鲜，但相当一部分情况甚至大部分情况下，是由朝廷内部各派政治力量的对比、消长、较量来决定的。因此，一个新皇帝继位，别看他只是从老皇帝几个屈指可数的直系亲属中选出来的，其实已经显示了他身后各派政治势力的对比。由权臣、外戚、宦官掌控朝廷最高政治军事权力的程度来决定皇位继承人，这在中国皇权专制时代已经司空见惯了。而朝廷各派政治力量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必须寻找合法皇位继承人作自己的铺路石或代理人，这在中国皇权专制时代的政治斗争中已成惯例。
因此，在中国皇权时代，一部二十四史的核心部分，实质上就是皇位继承中漾起的第一圈漪涟。不管皇位的几个寥寥可数的合法继承人是由皇帝本人钦定，还是由朝廷各派政治力量凭实力左右，抑或由继承人本人搏弈，这种手足争位骨肉相残荡起的政治漪涟不仅形成了中国封建专制社会历朝历代重大政治斗争和社会动荡的漩涡中心，而且锻造了中国权力专制时代政治斗争的总规则，其他一切规则都是从这个总规则演化派生出来的。
当然，凡有权力个人垄断及其血缘继承的地方，就有合法继承范围内的骨肉相残的现象。中国从夏朝起，就开始出现这种现象。但是，皇室内部争夺君权、骨肉相残最集中、最频繁、最酷烈、最残忍、最灭绝人性的案例，则是出现在秦汉统一后的某些历史时期。因为在中国皇权专制时代，君权统治之集中，范围之广泛，君主个人满足各种欲望的自由空间之大，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施展个人野心和政治抱负的权力之定于一尊、包罗万象，是中国以往任何时代的君权所不可比拟的。因此，它所具有的诱惑力是空前的。
一般来说，为争夺皇位导致皇位合法继承人之间直接的手足相残，往往出现在如下几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一，短命王朝;二，统一崩溃、诸侯割据、多国并列、政局动荡;三，皇位合法继承人中的某个或某几个直接拥有控制朝廷或左右政局的政治军事力量。
短命王朝要数开创天下统一的秦朝最为典型。公元前年，秦始皇出游，左丞相李斯陪同前往。途中秦始皇病重，临终前命赵高写诏书给长子扶苏：“参加丧事处理，灵柩到咸阳后安葬。”诏书已封好，但却搁在赵高处，没有交使者送出。显然，按秦始皇的本意，是要让扶苏继承皇位的。但赵高为将始皇的最小的儿子胡亥扶上皇位，便威逼李斯共同密谋，杜撰始皇的遗诏，立胡亥为太子。而把胡亥扶上皇位的第一件事，就是除掉具有秦始皇第一合法继承人身份的扶苏以及辅佐扶苏、重兵在握的蒙恬。
胡亥是个骄奢淫逸的无道昏君，完全被弄臣赵高玩于股掌之中。但胡亥一开始政治经验不足，心地还算仁慈。因此，除掉自己的哥哥的方式还算“文明”，也不过是假传诏书令其自杀。扶苏被逼自杀后，胡亥还想放掉蒙恬。但当胡亥登上皇位尽情领略了君权主宰一切的风光后，便变得越来越残忍，越来越灭绝人性了。请看他出游回到咸阳后和赵高的一段对话：“人生在世，就犹如驾着六匹骏马飞奔过缝隙一般的短促，我既已经统治天下，就想要尽享我的耳目所喜闻、乐见的全部东西，享尽我心意中所喜欢的任何事物，直到我的寿命终结，你认为这行吗?”赵高说：“这是贤能的君主能做而昏庸暴乱的君主不能做的事情。虽然如此，还有不可做的地方，请让我来陈述一下：沙丘夺权之谋，诸位公子和大臣都有所怀疑。而各位公子都是您的哥哥，大臣又都是先帝所安置的。如今陛下刚刚即位，这些公子臣僚正怏怏不服，恐怕会发生事变，我尚且战战栗栗，生怕不得好死，陛下又怎么能够这样享乐呢?”二世问：“即该怎么办呢?”赵高说：“陛下应实行严厉的法律、残酷的刑罚，使有罪的人株连他人，这样可将大臣及皇族杀灭干净，然后收罗提拔遗民，使贫穷的富裕起来，卑贱的高贵起来，并把先帝过去任用的臣僚全部清除出去，改用陛下的亲信，这样一来，他们就会暗中感念您的恩德，祸害被除掉，奸谋遭堵塞，群臣没有不蒙受您的雨露润泽、大恩厚德的。如此，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纵情享乐了。再没有比这个更好的计策了。”
可见，作为弄臣，赵高虽然恶贯满盈，但却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阴谋家。对君权最直接、最危险的威胁，来自于皇权合法继承范围内的手足至亲这一点，他是心知肚明的。秦二世在他的调教下，才变得狠毒和残忍起来。请看，对赵高言听计从的秦二世立即修订法律，务求更加严厉苛刻，凡大臣、各位公子犯了罪，总是交给赵高审讯惩处。就这样，共有十二位皇子在咸阳街市上被斩首示众，十名公主在杜县被分裂肢体而死，他们的财产全部充公，受牵连被逮捕的人更是不可胜数。
这十二名皇子和十名公主的惨死，还是以犯罪的名义依“法”处死的，那么没有罪的怎么办?这里不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词”，而是根本没有任何罪名，只是依据“只要你活着，就是对我手中君权的威胁”的逻辑，就可剥夺亲骨肉的生命。秦始皇之子将闾兄弟三人和高的命运，就是如此。将闾兄弟三人被囚禁在内宫，大概实在想不出他们有什么罪名，单单搁置到最后才议定罪过。秦二世派使臣去斥令将闾说：“你不尽臣子的职责，罪该处死!由行刑官执法吧。”将闾辩驳说：“在宫廷的礼仪中，我未曾敢不听从司仪人员的指挥;在朝廷的位次上，我示曾敢超越本分违背礼节;受皇上的命令应对质询，我未曾敢言辞失当说过什么错话，这怎么叫作不尽为臣子的职责啊?希望听你们说说我的罪过然后再去死!”使臣说：“我不与你作什么商量，只奉诏书行事!”将闾于是仰天大呼三声“天”，说：“我没有罪!”兄弟三人都痛哭流涕，随即拔剑自杀。这个将闾真是有点迂腐，把你关起来，欲置你死地而后快，你又想不出究竟自已犯了哪条王法，事情不就明摆着吗?只要你活着，就有合法的皇位继承权，这岂不是对我这位弟弟手中皇权的威胁吗?所以只有让你死，我手中的权力才能安全。
这个道理，公子高就想通了。他想逃，又怕株连族人，引来更大祸害，还不如一人去死。怎么个死法?就自己为自己加个罪名，省得当了皇帝的弟弟又要动一番脑筋。于是他上书这样说：“先帝未患病时，我入宫便赐给我饮食，外出便赐给我乘车，先帝内府的衣服，我得到赏赐，宫中马厩里的宝马，我也得到赏赐。我本应跟随先帝去死，却没能这样做。似此作为儿子便是不孝，作为臣子便是不忠。不孝不忠的人是没有资格生存在世上的。因此我请求随同先帝去死，愿被葬在骊山脚下。希望陛下垂怜。”如此荒谬的自我诋毁，真可谓闻所未闻，空前绝后。一句话，父亲死了，儿子没有和他一块去死，就是不忠不孝，就是该死的罪过。照此逻辑，皇帝死了，他所有的儿子都尽孝去死，皇帝岂不绝了种?还有谁来继承皇位?皇帝的家天下还能千秋万代维系下去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恰恰是皇位血缘传承的大忌。再说，比起皇帝的恩赐，胡亥得到的最多，他是始皇最庞爱的小儿子，更应该尽孝随先帝而去。如此矛盾迭出、荒谬不堪的求死书，秦二世看了竟喜出望外，顺水推舟“恩准”了事。
由此可见，对个人独断的君权构成最近、最大的威胁的往往来自于君权的合法继承者那里，这条潜规则虽然在秦汉之前的诸候割据、群雄争霸的历史中已经运行了上千年，但在秦汉统一以后则变得更加明朗化、更加敏感、更加“通用”，更加“经典”了。秦始皇毕竟是初创统一大业，由于缺乏经验，对如此高度集中、无所不包的君权在继承中如何安全过渡的细节考虑不周，才导致如此“天大”的事情被一群臣子玩于股掌之中;而秦二世是一位更加糊涂的无道昏君，他沉缅于权力带给他的无休止的纵欲中，恨不得将他的有合法继承权的手足斩尽杀绝，恐怕还来不及细想他手中的权力该由谁来继承，就被赵高逼死宫中。到他的继承者子婴被赵高扶上皇位，已经是一位亡国之君了。秦朝灭亡得如此迅速，固然有多种原因，但导火索恐怕还是由皇位继承中出现的问题点燃的。
为了避免秦王朝的悲剧，以后历代帝王对皇位的继承以及继承中如何安全过渡的问题都绞尽脑汁，想出了无以计数的对策。然而，无论这些对策多周全，多巧妙，它们都无法逃脱一个自相矛盾的二律背反：君权越是被个人专断，它所提供的纵欲空间越是被极个别人独享，它在血缘关系中继承的范围就越小，被继承者和继承者之间的血缘关系就越近、越亲，因为在中国封建宗法社会中，人们之间关系的亲疏远近基本是由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来衡量的，因此，君权只有在最亲近的人中间传承，才最安全，最有保障，才能长远地为一个家庭或家族独享;但是另一方面，正因为君权继承的范围如此狭小，而合法继承者又如此亲近，所以对独掌君权的个人来说，“夺权”、“篡权”、“削权”、“架空权力”甚至“窥权”的最直接、最危险的威胁，则正来自于自己的这些至亲骨肉，而且对付这些威胁特别要未雨绸缪，当机立断，心狠手辣，绝不留情。
让君权的继承在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中安全过渡，直至久远，这当然是大局，每一位明智的皇帝都会充分考虑这个大局;但个人手中的君权至少在自己任意的范围和任期内不被有合法继承权的至亲甚至自己指定的继承者窥探、觎觊、篡夺、分解，削弱，虽然是小局，但却是永远领先于那个大局的生存法则。秦汉以后中国皇室内部的争权纷争之所以血风腥雨，残忍至极，绵绵不绝，就是因为皇权的垄断者们永远走不出这个二律背反，就是因为皇室内部的政治斗争永远受这个“大局服从小局”的逻辑支配着的。
当然，秦王朝之所以短命，根本原因恐怕还是对秦二世而言，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大局”可言，他几乎把所有皇位的合法继承人——也就是自己的手足统统杀光了。仿佛一棵大树，你把主根连同所有根须统统砍光，这棵大树还活得长久吗?而西汉之所以能延续两百年，则在于西汉的大部分皇帝都懂得大局，都具有驾驭朝廷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的能力，都能在驾驭中把自己弟兄叔侄按规矩分封(不是西周时的那种分封)赏赐，而不是因为他们和自己一样有皇位的合法继承地位而把他们斩尽杀绝。也就是说，如何区分、掌握“大局”和“小局”的关系，其中有个度的问题，就看你把握得好不好。当和你同样具有合法皇位继承地位的叔侄兄弟的确没有篡位野心，或即使有野心但没有篡位条件和实力，你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赋于他们各种特权和利禄，这是王朝统治的政治基础。然而，一旦你发现其中有人不仅有野心尚且掌握了实现野心的权力和实力，你就要毫不犹豫地加以剿灭，绝不能心慈手软，兼顾手足之情。如果你一味只顾自己的“小局”，为了自已万无一失地做皇帝，只因手足兄弟具有合法继承皇位的资格而把“无辜”的他们诛灭，那么引起的至亲猜疑手足相残就能很快把一个王朝葬送掉。
魏晋及其之后的南北朝诸国，拉开了中国皇权时代皇室内部大规模至亲争位，手足相残的序幕，其残忍和血腥是旷古未有的。魏国的开国皇帝曹丕接受汉献帝的所谓“禅让”登位称帝后，他的众多弟兄便成了他的心腹大患。其中两个令他感到威胁最大的弟兄是文采出众的曹植和武艺超人的曹彰。他对众兄弟采取的措施是：一，把他们统统赶回封地;二，虽给他们晋爵封王，但却严格控制他们的特权和行动范围，如每个王国只拨给余老兵守卫，诸王外出游猎不得超过里，诸王之间不得聚会来往;三，对诸王进行严密的监视。如专门设官对他们进行监视，这些官员几乎天天都直接向曹丕打小报告，说诸王的坏话。诸王在封地内形同软禁，人人自危，不敢有稍许违逆的举动。对曹植，曹丕先除掉了他身边的心腹臣僚，将他贬于外地，严加监控，并数次设法谋害他，只是由于母后的庇护和曹植的机智，才幸免于难。
曹彰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被曹丕骗进宫中下棋，终被曹丕事先准备好的毒枣毒死。可见，曹丕虽然没有像秦二世那样把自己的手足几乎斩尽杀绝，但把他们统统打入冷宫，令他们战战兢兢，无所作为，其效果和秦二世的所作所为差不多，实际上砍断了魏王朝这棵大树根部的根须，使司马氏集团趁虚而入。魏朝五代皇帝，除了曹丕父子两位皇帝真正像个皇帝外，其他三个皇帝都是傀儡皇帝，其结局不是被废就是被杀。从曹丕公元年篡汉建魏到公元年魏国的最后一位傀儡皇帝曹奂“禅让”退位，魏国的寿命只有短短44年。
而篡夺了魏朝皇权的西晋王朝的结局也好不了多少。西晋的开国皇帝司马炎灭吴统一中国后，在皇位继承上出了问题，太子司马衷是个白痴，即位后就被外戚势力集团控制，而司马衷的兄弟叔侄们也各自拥有一定的地盘和军事实力，在贾氏外戚集团和司马集团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司马集团暂时取得了胜利。然而好景不长，一场新的争权大战又在司马宗室诸王中展开，所谓八王之乱，便是司马衷兄弟叔侄们直接的手足相残。也许司马炎吸取了曹丕的教训，并没有对具有皇位合法继承地位的手足们进行荼毒监控，到了他的儿子司马衷即位后，宗室诸王大多拥有重兵镇守要害之地，军事民政集权于一身，加上皇帝是一个白痴，有点野心和实力的宗王难免想入非非，他们身边的文武僚属各求富贵腾达，也怂恿生事，拨弄是非，在这种情况下，一场至亲争权，手足相残的大乱就不可避免了。
作为白痴皇帝，司马衷根本就没有任何驾驭政治局面的能力，最多是个被兄弟叔侄们操纵的玩偶和招牌。八王之乱中，他总是被势力强盛或捷足先登的手足们挟持，成了他们号令天下的旗帜，掌中的傀儡。而且都城也忽东忽西，一会儿洛阳，一会儿长安。在这场大乱之中，司马衷苦不堪言，身心均受到伤害。永兴三年(公元年)，八王之乱终于结束了。这场历时16年的大混战造成了几十万人死亡，上百万人流亡，城市毁坏，土地荒芜，北方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西晋政权已经失去了它的实际统治能力。司马衷以后，西晋也只有三位皇帝。这三位皇帝的命运比魏国的末代皇帝更惨。从公元年司马伦自登帝位到公元年西晋末代皇帝司马邺投降刘汉，在这短短的十五年中，皇族内部的争权夺位手足相残即使在匈奴族的大举入侵下，也一刻没有停止过。西晋的灭亡是命中注定的了。西晋的寿命比魏国稍长些，正好半个世纪。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皇权作为封建君主拥有的最高权力，由于其中没有任何分权机制，因而它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皇帝个人的种种欲望和野心，而且几乎对除他以外的所有人(皇室中个别至亲除外)拥有生杀予夺大权，也就是说，拥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权力。因此，在皇室内部产生的至亲争权骨肉相残，除了皇权能满足个人最大享乐欲望这个重要原因外，另一个恐怕更重要的原因要数争得生存权和生命权。在皇室内部，当皇位的继承问题在众合法继承人中引起争端，从而猜疑四起、兄弟阋墙时，谁争得皇位，谁就夺到了杀人的权力，即杀掉所有和自己争夺皇位的至亲的权力，而谁在夺位中失了败，那么他就成了被杀的对象，生命处于朝不保夕的危险状态。
一句话，在皇室内部皇位合法继承人之间争权斗争中的基本法则，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在相当一部分骨肉相残的场合，夺权首先是为了保命，为了生存，然后才谈得上享乐。而强烈的生存欲望往往使得这类争夺君权的斗争更激烈、更残酷、更血腥、更无理性、更灭绝人性。特别是在政局动荡、皇位继承不稳、手足猜疑引起连锁反应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这方面的典型案例要数南北朝时期的几个王朝。南朝刘宋的第三位皇帝刘义隆即位后，吸取了权臣把持朝政、皇帝形同傀儡的教训，伺机诛杀了重权在握的徐羡之、傅亮、谢晦等大臣，开始起用自己的亲弟弟刘义康把持朝政。然而，刘义康权倾朝野，野心渐露。这使刘义隆惴惴不安。他体弱多病，儿子尚幼，刘义康的种种迹象已表明，这位四弟对他的皇位平安传递已构成心腹大患，欲除之而后快。只是碍于姐姐会稽公主的姐弟之情才迟迟没有动手。为此他还当着姐姐的面指天发誓。然而，当形势的发展致使他的皇位真正受到迫在眉睫的威胁时，这位亲哥就顾不得往日的誓言了。元嘉二十二年(年)十二月，权臣范晔、孔熙先等阴谋拥立刘义康之事败露，被杀。尽管刘义隆明知刘义康并未亲自参与这个阴谋，但深知这位四弟已是自己帝位的最大威胁者，依然下令将刘义康及其子女免为庶人，绝其属籍，徙往安成郡，并严加监控。即使把亲弟弟贬成了老百姓，刘义隆仍不放心。元嘉二十八年(年)，北魏大举南侵，形势危急。国难当头，刘义隆首先想到的却是自己的心腹大患刘义康。他生怕亲弟弟趁乱东山再起，被人拥立为王，便赐刘义康死。刘义隆杀了自己的亲弟弟，揭开了刘宋王朝骨肉相残的序幕，而他本人也遭了因果报应，竟死在自己亲儿子手中。
杀了亲弟弟，表面上看除去了皇位在自己直系后代中传承的最大威胁，但却普遍种下了猜疑的种子。已立为太子的刘劭也许是怕夜长梦多，为了早日即位，竟伙同自己的弟弟、二皇子刘睿等人对自己的父皇行巫蛊之事，想咒死父亲夺位。刘义隆得到举报后大为震惊，怒不可遏，但父爱使然，期望两个儿子能迷途知返。但刘劭却没有悔过的意思，反而变本加厉，笼络权臣，犒劳将士，企图宫廷政变。刘义隆几经踌蹰，才下了废太子、杀皇子的决心。然而，他在传位给谁的问题上举棋不定，犹豫再三，错过了动手的最佳时机，致使消息泄露，儿子刘劭先下手为强，杀了父亲，夺得帝位。在这场父子相残之中，刘义隆和刘劭都是“为小局而不顾大局”的典范。祸端虽出自儿子，但父亲为了保位而杀了亲弟弟，就把猜疑的种子在自已的后代中种下了。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刘义隆的“小局”之所以没有保住，在于他太优柔寡断，太拖拖拉拉，相反，他的儿子却能在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内当机立断，果断措施，相信刘劭在指使人杀掉自己的亲生父亲时，不是没有一点犹豫的，杀父弑君，毕竟是人神共愤的大逆不道，但一想到如果不杀掉父亲，自己的脑袋就保不住，他已经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也没有任何退路，想着这些，就什么也不顾不上了。
在争夺君权中因彼此猜疑产生的连锁反应，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里通行着一种恐怕在动物界算得上最残忍的法则：你不杀掉对方，你就不能自保，你要生存，就必须剥夺对手的生命权，除此之外任何对敌人的惩罚手段都不能根除后患。这种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敌对状态，一般来说在人类社会只有在一些极其特殊的场合才产生，但在中国皇权专制体制的历史上，凡涉及到争夺皇位手足相残或引起连锁反应的历史场合，这个法则是通行的，普遍适用的。
再看南朝刘宋王朝这一段血腥的历史：刘劭杀了父亲后，并没有做稳皇帝，他杀父弑君的大逆不道正好给握有兵权的三弟刘骏一个造反的口实。当然，刘劭并不是没想到这一点，他一登位，立即派人去“赐死”刘骏，不料派错了人，使者沈庆之不仅没有执行他的命令，反而反戈鼓动刘骏造反，杀兄夺位。刘骏便以弑父杀君的罪名讨伐刘劭。成功后，他让人杀了哥哥刘劭和四个侄儿，自己做了皇帝。此时，父兄两代君王人亡政息的血腥教训使刘骏对所有对他的皇位构成威胁的手足至亲更不留情，他一即位便毒死了曾受父皇宠爱的四弟刘铄，出了心中的一口恶气，后又杀掉了起兵造反的叔叔刘义宣。平定刘义宣之乱后，刘骏更加看清了威胁自己皇位稳固的力量主要在皇室内，因此更加密切监视叔、弟们的一举一动，对他们的制裁也愈加严厉无情。其十弟武昌王刘浑荒淫无度，游戏人生，戏称楚王而改元永光，备置百官，纯属取乐也，但却引起刘骏的猜疑，他贬了刘浑，后又逼他自杀。对刘骏而言，像刘浑这样的花花公子并不可怕，他最怕的就是那些具有治国之才而又众望所归的手足。在平定刘劭之乱中立下大功的六弟竟陵王刘诞，便成了他的心腹大患。刘诞待人宽厚有礼，体恤民众，且政治军事才能卓越，具有很高的名声和威望。刘骏先逼刘诞造反，然后借平叛将他杀掉。
但不是说这个时期没有“知书达理”、待人宽厚的“仁义之君”。南朝宋明帝刘或就是这样一个皇帝。刘或生得白白胖胖，眉慈善眼，风度儒雅，爱好文辞，好读书，即位前即著有书籍数种，即位后，仍引进不少才学之士在身边。又让人在华林园含芳堂讲《周易》，常亲自前去听讲。其行为与哥哥刘骏和侄子刘子业完全不同。他刚即位时，良知未泯，不仅为曾百般羞辱他、迫害他的现已横尸太医阁口的侄儿刘子业收了尸，安了葬，而且还一度对参加谋反和他分庭抗礼的侄子刘子房以及哥哥刘骏的几位后代手下留情，甚至想改变为争夺皇位而手足相残、诛杀权臣并层层诛连的恶性循环。如在发兵征讨几个侄子反叛时，他就提出“朕方务德简刑，使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勿要顾虑亲戚。”然而，在以皇室为代表的整个统治集团的家庭、家族内部，至爱亲朋为争皇位夺大权彼此已杀红了眼，诛铁了心，儒家的国家学说和伦理道德在皇亲国戚的家庭、家族中已荡然无存，没有任何约束力，皇权政治中最冷酷、最血腥、最残忍、最暴戾、最灭绝人性的生存法则已在猜忌和杀戮中形成，并成了控制局面的主导因素，在这种大的政治环境中，即使再仁慈、再宽厚、再“知书达礼、温文尔雅”的皇帝，也不得不被这种铁血法则牵着鼻子走。
刘或(此字无法敲出，姑且代之，请读者注意)即位后，很快发现自己健康每况愈下，他最担心太子年幼，恐自己死后有人会取而代之，因此对那些对皇位有威胁的人和事采取了特别严厉的镇压，猜忌心也越来越重。他相继杀了八哥刘伟，十三弟刘休右，特别残忍的是他居然毫不手软地逼死了和他手足情最密、曾数次救了他性命并为他夺得皇位立下汗马功劳却从来没有任何野心的弟弟刘休仁。连最小的弟弟刘休若他也没放过。弟弟几乎被他杀光了，只剩下最后一个弟弟桂阳王刘休范，因他人才凡劣，不会威胁幼主的皇位，才免遭杀身祸。杀了手足又诛大臣，短短几年，一个所谓“知书达礼、心地仁慈、温文尔雅”的皇帝就变成了穷奢极欲、嗜血成性、猜忌多疑、残忍暴戾的无道昏君。可见，当猜疑和杀戮在皇室内部争权夺位的纷争中成为一种惯性和普遍通行的明规则以后，任何一个所谓的“好皇帝”也会变坏的。
其实，这种手足相残、猜疑四起、杀戮成灾的恶性循环并非所有帝王所心愿。其中不乏头脑清醒的所谓“明君”深知这种“循环杀戮”只能导致一个王朝早早结束，因而也曾力挽狂澜，试图彻底结束这种恶性循环，但在这种循环已成大势的局面下，他们的努力总是功败垂成。南朝齐国开国皇帝齐高帝萧道成就是一个典型范例。萧道成是南朝宋国的大臣，因为宋明帝刘或平叛刘休范谋反有功而逐渐执掌朝廷大权，后逼南朝宋国最后一个皇帝刘准退位“禅让”而以齐代宋，成了南朝齐的开国皇帝。萧道成目睹宋王朝几代帝王争位夺权，彼此猜疑，手足相残，深知宋王朝的覆灭正是皇室内部这种手足猜忌、骨肉相残的恶性循环所导致。因此，建齐之后，他决心吸取宋王朝的教训，竭力维持皇室和睦，手足相亲，并慎待大臣，减少杀戮，且广开言路，体恤民情，提倡节简，轻遥薄赋，的确是一个有道明君。尤其在和太子萧赜的冲突中，他能以大局为重，着眼长远，化解矛盾，终和太子和好，同时也维持了皇室至亲骨肉的团结，避免了猜疑和杀戮。
公元年，萧道成病重期间，特地把太子叫到跟前，嘱咐道：“宋氏若不骨肉相屠，其他族岂得乘其衰敝而代之!汝深戒之。”可以说，萧赜还算没有辜负萧道成的期望。萧赜在位12年，虽然杀了几个父亲的顾命大臣，但还顾及民意和策略，基本没有滥杀无辜。在对待兄弟儿孙上，基本上能够宽容忍让，善而待之。如他赦免了四弟萧晃杀典签、私带甲仗入京之罪，并一直没有加害于他;对儿子萧子响犯下的过错尚能按律惩罚，又不失父爱和宽容，虽然萧子响最终死于兄弟的暗算，但萧子响最终还是理解了父亲，维系了父子之情。他对太子萧长懋的奢华和越轨行为虽然怒火中烧，但责罚有度，容其改过。太子病死后，他又痛哭尽哀，隆重葬礼，谥其“文惠”，尽了一片父爱。尤其萧赜和其同母弟萧嶷的手足深情，一时传为佳话。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萧赜的孙子萧昭业继位时，悲剧又开始重演了。萧昭业和南朝宋的刘子业、刘昱一样，是一个骄淫奢侈的花花公子，无道昏君。他一改祖父、父亲的节简之风，过起了纸醉金迷，声色犬马、挥金如土的帝王生活，国库很快被他挥霍一空，祖父和父亲创下的家业很快被他败光了。不仅如此，被萧道成和萧赜力戒的皇室手足骨肉之间的猜疑以及引起的杀戮，又从他开始了。因中书郎王融曾想拥立他的叔叔萧子良为帝，他便杀了王融，并对萧子良怀恨在心，老想杀了这位叔叔，只是萧子良自知大祸不远，退避三舍，不干朝政，夹着尾巴做人，才免了杀身之祸，但终究郁闷担忧而死。萧子良一死，去了萧昭业一块心病，他又想杀爷爷为他立的辅政大臣、他的叔爷萧鸾。而萧鸾野心勃勃，他趁萧子良消极回避之机，培植亲信，独掌朝政，想废了萧昭业自已当皇帝。猜忌和杀戮从这一对活宝的勾心斗角中死灰复燃，接下去便一发不可收拾。萧鸾到底老奸臣滑，政治经验丰富，他先下手为强，杀了萧昭业，为掩人耳目立了一个傀儡皇帝萧昭文，几个月后就逼其退位自立为帝。从萧鸾开始，皇室内部大规模的至亲相残、骨肉相屠又重演了。其结果齐王朝比南朝宋王朝还要短命，从公元年南朝宋最后一个皇帝刘准禅位于齐高帝萧道成，到公元年南朝齐的最后一个皇帝萧宝融禅位于梁武帝萧衍，南朝齐王朝仅存23年。
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封建皇权时代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分裂和混乱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但是，以五胡十六国和北朝为代表的中国北方和以东晋和南朝为代表的中国南方，其各自的社会政治状况又有明显的历史区别。如果说，东晋和南朝在近年的历史中尚未失去南方的统一，那么其王朝更迭的频繁和政局的动荡不稳则是它的主要的历史特征。尽管东晋和南朝中各个王朝都是以传承正统的汉民族封建君主专制自居，但实际上秦汉王朝建立起来的一套完整的政治等级制度、官僚政治组织、伦理道德体系以及社会宗法制度在东晋和南朝已经被破坏得千疮百孔，名存实亡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皇位在血缘关系中的继承出现了异乎寻常的变数，正常的皇位传承制度几乎崩溃，野心和猜忌引起的皇室骨肉至亲之间的一轮轮杀戮已经使整个统治集团的内讧变得失去理智，丧心病狂了。
上面已经说过，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历史中，围绕争夺君权而展开的各种权力斗争，往往是各种社会矛盾交织的核心，而正是这种权力斗争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左右、甚至决定着整个社会的走向和变迁。对东晋和南朝的各个王朝而言，皇室内部剧烈的、不间断的争位斗争对社会正常的政治经济秩序和作为皇权专制社会基础的宗法关系、伦理道德秩序的破坏太大了，致使一个王朝刚刚建立不久，它的社会秩序已临崩溃。因此，东晋和南朝的各个王朝几乎都是短命的，这就不奇怪了。
十六国时代和北朝又是另外一种情况。自公元年刘渊建汉到公元年杨坚取代北周建隋，在这年的历史时期中，中国北方除了出现两次短暂的统一外，基本上处于多民族国家的割据、分裂、彼此混战、兼并的状态中。在这其间，尽管一些有为的君主试图运用儒家的国家学说和伦理道德理论仿照汉朝建立中央集权制，以图大一统，但终因根基太浅而中途夭折。当然，少数民族在这个特别混乱、特别动荡的特殊历史时期逐渐被汉民族文化同化，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没有这个同化的过程，就不会有隋唐的统一。然而，在“五胡闹中华”的混乱中，各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虽然在文化上还或多或少保留着原始部落的野蛮和蒙昧，但政治上所建立的高度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却和汉族建立的皇权专制制度如出一辙，没有本质的区别。特别是在以皇权为核心的政治斗争中，像手足相残、外戚专权、权臣篡位这类事情和汉王朝毫无二致，只是由于在诸国混战、彼此兼并、敌国相逼和野蛮文化侵润的特殊历史环境中，这种政治斗争显得更残暴、更野蛮、更血腥罢了。
后赵的石虎先逼侄子石弘继位，随后又废了他，把侄子的全家杀了个精光。石虎当上皇帝后，只顾营建宫殿，寻欢作乐，把政事全部委托给太子石邃。而石邃在荒淫残暴上丝毫不亚于其父。他经常在夜里闯进大臣家里，奸淫大臣妻妾。他还经常把美姬杀掉，把头颅洗干净放在盘子上让大臣传着看。这些恶行其父根本不以为然,但对儿子又不甚放心，动辄鞭打太子，每月都要将太子暴打两三次。太子不堪忍受，发动叛乱失败，石虎饶恕了儿子，不料石邃不领情，连声谢都没有，石虎一怒之下，当即宣布把太子废为庶人，当天夜里又把石邃及其妃子张氏、儿女26人全部杀掉。杀了一个儿子还不算，他又把另一个被他立为太子的儿子石宣杀掉。其杀亲手段之残暴，可谓旷古罕见。建武十三年(公元年)九月，太子石宣杀掉了为石虎祈福的儿子石韬，石虎为此大怒，他让人堆起干柴，让石宣的两个亲信分别拖着石宣头发，扯着石宣的舌头，把他拖到干柴上面，石虎又让人把石宣手脚砍断，挖出眼睛和肠子，然后点燃干柴，石虎登上中台亲眼看着大火把儿子烧为灰烬，仍不解心头之恨，于是又把石宣的妻子儿女共九人全部杀死。石虎两次杀子全然不是政治大局的考虑，仅仅是为了泄愤，其手段又特别残忍，足可以看出其身上那种尚未开化的野蛮人的兽性。可想而知，像后赵这样的王朝，争夺皇位的骨肉相残是何等血腥残暴了。
我们再来看看在一个比较稳定、作为中国皇权专制的三大支柱(儒家国家学说以意识形态的垄断、完备的具有统一政治信仰的官僚队伍、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行政控制)比较健全的王朝中，皇室内部发生争位的重大变故的具体情形如何。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占领长安后，于公元年在长安称帝，改国号为唐，定年号为武德。建朝后，李渊随即安排了皇位的继承问题。李建成以嫡长子身份被立为太子，次子李世民被封为秦王，三子李元吉被立为齐王。当时，唐朝虽然初立，但全国并没有统一。国内尚有薛举、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强大的军阀势力和农民起义军势力割据着全国大片土地，摆在李氏父子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削平群雄，统一中国，巩固李唐政权。然而，李渊称帝后不便再亲自挂帅出征，而太子也需要留在京城协助父皇处理各项事务，指挥和领导统一战争的重任自然就落在文韬武略的秦王李世民肩上。年仅22岁的李世民毅然挑起了这副重担，统帅千军万马仅用4年就完成了统一大业。李世民统一全国的卓著功绩，使他的威望日益增加，权力也逐渐扩大，他不但掌握着大量军队，而且还担任尚书令职务，位居宰相之位。除此之外，李世民还在晋阳起兵和统一中国的战争中，利用自己特殊的地位和条件，收罗了大批谋臣猛将，逐渐组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政治集团。
这个文武具备的政治集团形成了他在唐王朝中的特殊地位，使李世民自然产生了觊觎皇位的勃勃野心。李世民显赫的政治军事地位和日益强烈的夺位野心引起了哥哥、皇太子李建成的妒忌和不安，他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为了维护自己的皇位继承权，他也大力收罗人马，扩充自己的势力，同时还把弟弟李元吉拉入自己的东宫集团，两人合谋对付李世民。武德9年(公元年)六月初四，李世民在武将尉迟敬德、侯君集和谋臣长孙无忌、杜如晦、房玄龄等人的协助下，在宫城北门玄武门设下伏兵，乘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入朝无备，发动了政变，杀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取得了皇位继承权。两个月后，李渊被迫退位，李世民即位。
这一次发生在唐朝初期的宫廷流血政变，和上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室内部为争皇位而发生的骨肉相残，有着本质的区别。其一，魏晋南北朝时期，几乎绝大部分王朝，都处于分裂、混乱、割据、兼并的重重危机之中，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缺乏统一性、稳固性和可持续性，处于不断的动荡和变幻之中，全国尚无政治统一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皇室内部频繁血腥的争位斗争不仅是混乱动荡的政治局面的产物，同时也加剧了政治局面的动荡和混乱，形成了恶性循环。而大唐初期的这一次皇室手足相残，则是在政局稳定、全国的政治统一已初步巩固的政治背景下发生的，同时，这种政治统一的持续，也产生了在皇室内部进行权力再分配的历史需求，而这次流血的宫廷政变，也恰恰顺应了这种历史需求;
其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室内部为争位发生的骨肉相残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在皇位的合法继承人之间不断产生猜忌的恶性循环中发生的，夺取皇位的人往往是为了自保或先下手为强、在自身尚没有掌握全国(指当事人所在的那个王朝的疆域)政治统一的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的情况下就草率起事，虽说夺位一时成功了，但异已的政治军事力量仍然强大，觊觎皇位的人仍大权在握，致使争权夺位的人像走马灯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王朝因为频繁的内讧而短命。而李世民的政变则不同。唐王朝建立以后，四年的全国统一战争中已形成了以李世民为核心的新的政治集团，这个政治集团不仅掌握了维系大唐江山长期统一的政治军事实力，而且具备了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文治武功的能力。因此，这个新的政治集团实际上代表了大唐王朝统一、稳固并生机勃勃发展的方向，它取代以李渊、李建成为首的旧的政治集团是顺理成章的事。
其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有生机勃勃的王朝，也有文韬武略、大有作为的帝王，但终因缺乏相应的历史条件，没有完成统一大业。除此之外，这段历史时期的大部分帝王，都是荒淫无道、及时行乐的昏君，他们胡作非为，穷奢极欲，败坏纲纪，猜忌无度，滥杀皇亲权臣，激起朝野上下一片沸怨，弄得众叛亲离，结果不是被杀，就是被篡，屡屡弄出个短命王朝。而秦王李世民不同，他是古今中外难得的所谓“明君”。杀了兄弟夺得皇位后，他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整顿朝纲，执法如山，虚心纳谏，以身作则，举贤荐才，不拘一格，采取了轻徭薄赋、让人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尤其是在对太子李建成的东宫集团成员的处理问题上，他显得尤为明智。他信任并重用曾在东宫集团服务过的有才能的贤臣，如魏征。正因为李世民作为卓越政治家的风范和大度，使大唐王朝国运昌盛，人才荟萃，得以长治久安。如果他经玄武门之变后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许多皇帝那样猜忌无度，滥杀群臣，穷奢极欲，及时行乐，恐怕大唐王朝又是另一种结局了。
和“玄武门”之变具有同类性质和同样典型意义的，还有大明王朝开国初期燕王朱棣发动的兵变。尽管当时的具体情况和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但朱棣所拥有的政治军事才能、威信以及实力，和李世民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取代有识无胆、仁柔寡断的惠帝对明王朝的命运来说，委实利大于弊。这里就不一一赘说了。
在人类社会中，因血缘关系产生的亲情是人类情感世界的基石，一般来说，血缘关系越近，这种亲情就越浓，越深，它产生的大爱和至爱可以超越一切利益的羁绊。当然，在人类社会关系仍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历史条件下，亲情仍有它不易跨过的门槛。如金钱，如私欲，如利害。然而，尽管这些门槛能使父子积怨，夫妻反目，手足成仇，但它们毕竟不可能导致至亲骨肉之间常规性的残害和杀戮。并且在大部分情况下，亲情总能跌跌撞撞地跨过这些门槛。在人类社会中，惟有一道门槛，亲情绝无跨过的可能，那就是政治权力。不错，当对社会的全部的管理权力归个人所有的时候，这种权力通常只在血缘关系最近的亲人中继承，这充分说明因血缘关系产生的亲情是人类利益关系中最亲密的纽带，然而，说亲情绝对跨不过权力这道门槛，是指当一个国家的所有权力被一个人所掌握、并且他此时并不准备把这个权力传递给他的合法继承人时，如果他的合法继承人——同时也是他最亲近的人企图夺取他手中的权力，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向至亲举起屠刀。
当然，反过来也一样，几乎绝大部分篡权者都采取了把他们篡权的对象从肉体上消灭的残酷方式。这说明了当政治权力失去了它的公共性质、成为个人或某个社会集团的私品时，它的排它性是绝对的，是人类情感中的任何力量所无法消解的，即使在血缘关系最近的亲情中也是如此。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时代中，皇权之所以能够一直在各个王朝家天下最亲近的血缘关系中传承，而皇室内部持续不断的争权斗争又总是首先以骨肉相残手足相屠这种血腥的方式出现，说明了君权的高度集中和排它性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政治权力越是高度集中在私人或某一社会集团手中，它的排它性也就越绝对，越强烈。这在人类历代政治社会中，是一条通则。当这条通则首先在中国皇室内部争权夺位的骨肉纷争中鲜血淋漓、一以贯之、通行无阻地运行时，它同时也构成了中国皇权时代两千多年历史中各类政治斗争的总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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